一文讲清南开大学、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之间的渊源与历史

所谓：“联大八年路，导线在南开，开端在长沙”说的就是下面这段历史：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隆隆炮火与日机轰鸣，此时，平津两地各高校正逢暑期，地处天津城南八里台的南开大学，突遭海光寺日军兵营炮火袭击，射击的第一个目标是校内高耸的木斋图书馆大圆顶，第一炮从圆顶旁擦身而过，第二炮击中目标，巨大的冲击力将图书馆圆顶整个切掉抛入空中，因圆顶又大又重，当翻转抖动着落下时，整个书库被压塌。紧接着，日军数炮齐发，南开大学校园内弹如雨下，秀山堂、芝琴楼女生宿舍、单身教师宿舍区均被日军炮弹击中，顿时楼塌屋倒，几十万册宝贵图书和珍稀资料灰飞烟灭。

炮击过后，日机凌空在校园内外投放炸弹，校园内残存的建筑以及相邻的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均被炸毁。轰炸过后，凶残的日军又派出大股骑兵与汽车数辆，满载煤油闯入南开大学校园四处投弹，纵火焚烧，整个校园弹片横飞，黑烟滚滚，烈焰升腾。这所由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等人创办，靠各界人士赞助，经过千辛万苦发展起来的中国当时最杰出的私立大学，在战火中成为一片废墟。时已转往南京的张伯苓闻此凶讯，当场昏厥，而后老泪纵横，悲怆不能自制。当天下午，张伯苓强忍剧痛，以悲壮的语调和不屈的精神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

张伯苓

7月31日，蒋介石约见张伯苓，以同样的情绪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蒋介石与张伯苓的谈话，给茫然四顾的平津教育界人士注入了一支强心剂，由此增添了一份慷慨悲歌之气。此时的日本人十分清楚，要彻底击垮一个民族，除动用武力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予以摧毁，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彻底征服。但“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权威逐渐南移，唯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 ，因此，日本军队决不会轻易放过平津高校和高校中的民族文化精英以及珍贵的文化遗产。事变前就把平津高校作为重要征服目标而虎视眈眈的日本军队，终于将南开大学置于炮火之中，开始了精神上的征服。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保护和抢救平津地区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越来越显得重要和迫在眉睫。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揭露日军破坏中国教育机关的罪行，提出了“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一些高校迁往内地办学。

蔡元培

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在长沙和西安两地设立临时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北（西安）临时大学。两个临时大学以原各校校长任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迅速赴当地选址筹备，尽快组织师生撤出平津地区在新校舍开课。“长沙临大”就是昆明西南联大的前身，正所谓：联大八年路，开端在长沙。

校园成为一片焦土的南开大学师生接到命令，乘船沿海路陆续南下。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理学院院长杨石先，早在宋哲元、张自忠等辈与日本人拉拉扯扯，欲谈和屈就时，已感到凶多吉少，遂着手组织部分留守师生向校外转移图书、设备，并组织教授眷属尽可能撤出校园，转往安全之处。当战争打响，日军炮击、轰炸南开校园后，黄钰生、杨石先与郭屏藩等教授冒着滚滚浓烟和零星的枪炮声，在校内检点情况。当撤离校园时，黄钰生从自家倒掉的废墟中扒出了未烧着的被褥和一件衬衣，杨石先则只有身上的一套单衣和一架相机，二人带着这点仅有的身外之物，率领南开师生踏上了去往长沙的路途。

南开大学

长沙临时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几个研究所，于圣经学院陆续安顿下来，沦陷区大批机关单位人员、知识分子、工人、商人、难民、乞丐、流氓、无产者等等各色人物，潮水一样纷纷向长沙涌来，整座城市已呈人满为患、混乱不堪之势。而每一股难民潮的涌入，都标志着前线战场国军不断溃退以及大片国土的连连丧失。

9月20日，华北重镇保定失守！10月10日，石家庄城破，日军开始向黄河沿线急速推进，整个北中国陷入空前危急！10月13日，石家庄彻底沦陷，11月5日，河南安阳沦陷。11月8日，阎锡山弃守太原，三晋大部落入敌手。11月12日，远东最大的海港城市上海失陷，日军转而围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紧要时刻。

既然战火已燃遍大江南北，国军丧师失地，节节败退，长沙自然不是世外桃源。上海沦陷后，日军一面围攻南京，一面派飞机沿长江一线对西部城市展开远程轰炸，长沙即在被攻击范围之内。

敌机持续轰炸，整个长沙动荡不安，每天面临着不是家破就是人亡的威胁，敌机不断前往长沙轰炸，且在一段时间内围绕圣经学院周围展开，显然是有备而来，或为专门对付三校与中央研究院高级人员，

12月13日，日军攻占了中国首都南京，放下武器的国军官兵被集体屠杀，30万手无寸铁的无辜市民遭到杀戮，日本天皇的军队像出笼的野兽一样在大街小巷疯狂强暴泪尽滴血的妇女。连续40余日的屠城，横七竖八的尸体满目皆是，扬子江成为一条流动的血河，整个南京笼罩在“天雨粟，鬼夜哭”的阴霾恐怖之中。紧接着，杭州、济南等重量级省会城市于12月下旬相继陷落。

南京大屠杀

由于平汉铁路沿线保定、石家庄、新乡等军事重镇相继失守，长江沿岸上海、南京、芜湖等地区陷落，骄狂的日军开始集结精锐部队，沿长江一线大规模向西南方向推进，地处两条干线交会处的军事要镇武汉三镇，立即成为中日双方瞩目的焦点和即将进行生死一搏的主战场。

大战在即，而长沙与武汉只有300公里之距，一旦武汉失守，敌人必溯水而上，长沙势难独撑。面对危局，无论是刚组建不久的临时大学，还是中央研究院在长沙的研究所，又一次面临迁徙流亡的历史性抉择。

何处才是安身之地？长沙临时大学委员会在迁往重庆还是昆明之间摇摆不定，有师生认为立足方定，正好弦歌不辍，倘再兴师动众迁徙，不仅是劳民伤财，荒时废业，甚至是杞人忧天，自寻烦恼。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闻讯，同样认为迁校无必要，并表示：“即使长沙不安全，尽可以在湖南另找一地，省政府仍愿全力支持办学。” 广西省政府听到消息，迅速派员赴长沙与临大常委们接洽，积极建议迁到桂林或广西别的安全城市，广西政府和人民愿意倾全力支持云云。

梅贻琦

对于这些建议，常委会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武汉万一失守，长沙必遭攻击，到那时整个城市将陷入混乱和战火之中，再想从容迁徙就万般困难了，其前途也将不堪设想。为学校能够从容不迫地办下去，必须未雨绸缪，在长沙遭受敌军攻击之前就要转移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经过反复研讨，常委们最后决定迁往云南省会昆明

其理由是：昆明地处西南，距前线较远，且有滇越铁路可通海外，采购图书设备比较方便。更重要的战略意义还在于，一旦内陆全部被日军攻占、封锁，还可通过滇越铁路在西南之地甚至海外予以周旋，为民族复兴保存最后一批文化种子。时为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龙云闻知，表示出极大热情。但此人属于独霸一方的军阀，号称云南王，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被蒋视为脑后长有反骨，需日夜提防的三国时代魏延一类的人物。因而，对于这一方案，尚不算糊涂且深谙官场规则的王世杰与教育部官僚均不敢定夺。